厉以宁:创新重在信息的重组,这些前沿思想请你看过来

来源:川商杂志  发布日期:2017-08-20  
8月18日,北大光华西南论坛在成都举行,全国政协常委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受邀发表主题演讲。并出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都分院落成仪式。

“现在的创新重在信息的重组,而不再是生产要素的重组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了信息的重组,就可以在战略上占领主要地位。”厉以宁认为,这和100多年前熊彼特时代不一样了。

谈创新/现在的创新重在信息的重组

一百多年以前,熊彼特提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组。一百年来他的观点还是对的,但是人们发现,现在的情况跟一百年前已经不一样了。“生产要素重组就是创新”适用于工业化前期,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期、后期了,不能再依赖这个观念了。

现在的创新重在信息的重组,而不再是生产要素的重组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了信息的重组,他就可以在战略上占领主要地位。

除此以外,熊彼特认为如果不能把科学家、发明家引入创新领域,那创新始终是“两块皮”,他一生都在呼吁发明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组合,但还是低效率的。

不是发明家不去帮助企业家,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去,而是发明家有发明家的规则,企业家有企业家的规则,需要一个中间人,把企业家跟发明家的路子打通,这点才是重要的。

政府该做什么呢?除了做投资的改善,除了帮助企业家解决评职称等方面,还必须要打通企业家和发明家之间的通道。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
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一百年前的年轻人,大量的青年人在走向创意、创新、创业的舞台,他们了解情况,无数的中间人就产生于这里。

现在对融资问题看得更重,但是也不像当年熊彼特提出来那样。当年熊彼特认为,创新需要融资,不融资创新就成功不了,所以企业要跟银行搞好关系。

今天的问题不在这里。今天重要的是要有创意,有创意才有创新,有创新才有创业。如果你真正是有了创意了,资金自然就到,这就是当前的情况。

过去熊彼特的时代,人们把军事工业看得最重要,因为最新的发明是军事上开始的,一艘航空母舰集中了当时各行业的最新技术。现在的情况变了,民间的发明创造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,大量的军工是民间进去的,因为民营经济的信息更灵通,人才更集中。所以现在重要的问题是么民营跟军工如何合作的问题。光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,光靠军工部门的拉动是不够,要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。

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新的,就是产业链的形成速度远远快于一百年前。一百年前要形成一个产业链是很难的,要经过成功、失败、成功、失败。今天不是这样,今天只要你有发明,只要有项目,产业链很快就形成了。

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/越到后面越难,需求侧的问题在于老的做法太多

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越到后面越难。当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,就有人说没必要“去产能”“去库存”了,之前已经关闭了一些小煤窑、一些旧的炼钢厂,他们说没必要再关了。

一定要认识到,中国要前进,必须从供给侧出手。需求侧当然也重要,但需求侧的问题在于老的做法太多。如果从这一侧着手的话,费的功夫越来越大,受到的抵制就越来越多。

怎么办呢?

第一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放松,必须要改革。国有企业改革按行业分类、分开改革更有效,有些行业是特殊行业,特殊行业有特殊行业的办法。国企业改革一般型的都应该走混合经济的道路。

第二个是民营企业也要转型。我们感觉到中国民营经济有它的弱点。我在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苏都做过调查,家族企业往往是两本账目。为什么是两本账?因为它有两个目标,第一个目标要赚钱,算经济帐;第二个目标,赚到钱来帮助本家族的人,比如孤儿寡母等弱势群体,让他们也能够生活下去,这是社会账。

渐渐的就出问题了。你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把经济帐做好,你要让家族人不挨饿,一定也要把家族的福利搞好,但被救助的人出现了懒惰、不干活、打牌甚至嫖娼、吸毒的情况,另外的人就感到不平了。每过若干年,家族内部会起一次风波,要求分家,不分家整天的闹。如果说制度不改,可以想像这样的情况会重复出现。

第三个是对于小微企业要助力。一个城市没有小微企业,没有摆摊子的,就没有人气,城市一定要有人气。人气谁维持,靠几个大工厂吗?有小微企业经济才能起来。

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/重质量,重效率,这个改革要靠加快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


我要阐述一个重要的观点,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。

经济总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GDP的总量,一个是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。多年以来我们重GDP、重经济增长,实际上结构更重要。

举个例子。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,当时中国打不过英国。中国的GDP总量在当时算,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。但我们从经济结构看,英国1770年经历工业革命后,它的出口产品是蒸汽机、铁轨、各种机器设备、用机器纺织的棉布,是这些东西,全是机械化的。中国GDP虽然高,但结构不行,主要是农产品为主,手工业品为主。

再说人口结构,当时英国一千多万人,中国四万万同胞,虽然数量庞大,但是质量不行,结构不如英国。到1840年,英国全部普及了小学,中学办了很多,学也新添很多,很多人毕业出来是技术员、工程师、发明家、技工。中国呢?那个时候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,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,少数读书人读的还是四书五经,有几个人懂现代的科学、现代的技术?有几个人能懂现代的管理,现代的经营?这就表明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,这就促使以后怎么样来改。

我们在今天我们要牢记住这个问题。我们传统发展的方式,只要速度上去了,只要数量增加了我就成功了,这个不行的,要改。重质量,重效率,这个改革就要靠加快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。


从理性人变为现实人/“次优选择”更有可能共赢


最后再谈一个问题,这跟经济学有关。

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开始,一直奉行一个“经济人”假设,人是理性人,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。

但是社会在变,冲突越来越多,要是每个人全都是只都顾自己,一定搞得两败俱伤,所以渐渐的就出现了一种次优选择,不是最优,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

接受了次优选择,就从“经济人”假设,变为“社会人”假设;人就从理性人,变为现实人。“社会人”假设就是,第一协商,第二和解,第三是分享,第四是共赢。他知道最优是做不到的,我跟你硬碰是两败俱伤,咱们协商吧!各让一步,这样就取得了和解,和解了以后就分享,有什么好处大家分享,最后共赢。

这个改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,因为我们懂得光靠“经济人”假设,光靠理性的假设在当前社会它都会搞成两败俱伤,而只有通过“社会人”假设,通过现实人假设才会有共赢这种情况。

什么叫社会人?举一个例子来说。AB两个城市,A成本低,收益高,B城市恰恰相反成本大收益小,假定是经济人投资一定选A,没有选B的。但实际上就偏偏有人选上了B,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图利润,可能是他喜爱他的故乡,现在发了财要在故乡办一些事情让大家都能够生活改善。这就是社会人。